无锡市教育研究中心　蔡剑秋

本文说教育，语文教育说得多一点，但是“隔行不隔理”，相信还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当年走上讲台，要找一位语文教育专业的“巨人”，找来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花了三年时间，联系实际精读，有了一些心得体会。于是同我的老师一起，学《文心》的式样，写了《语花》一书。其间，叶老曾亲笔写来两封信表示鼓励。1982年，书由至善先生审稿并序，出版面世。同时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后来我们又在叶老和至善先生的指导之下写成了《语花》的姐妹篇《思路》。至善先生的赠书《文心》《爱的教育》我至今珍藏。近来与青年教师谈及这一些，常常可以在对方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疑问：“几十年过去了，在新课程的背景下，叶老的教育思想是否过时了呢？”

1980年《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再版，吕叔湘先生在序言里面说：

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却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现在还是如此。　

一、关于教育的任务　

现在咱们提素质教育。叶老当年认为，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培养善于用语文来应付生活的公民。而养成习惯，用于生活，“终身受用”，说的正是素质。如叶老提出“字要规规矩矩地写”，其意义何止于写字，写字认真的人，干什么都认真。《文集》中，对应试教育也早有批判：

“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做‘考验’不叫做‘考试’罢了。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54页）

值得注意的是，叶老在这里指出，考试是生活的内容之一。其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对立，素质教育包含应试教育。我们真正实施了素质教育，也就培养出了不怕考的学生。　

二、关于语文课的性质 

叶老明确指出了语文的工具性：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关于语文课的性质，语文界早有共识，语文课不是政治课，语文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它关于方法论而不是关于世界观。对语文中的政治因素，“不忽略就好”。我的认识和做法是，抓住语言文字的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就在其中了。同样语文界也早有共识的是，“语文”是语言文字而不是语言文学，因为咱们是基础教育，基础学科无需专门去培养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只要给予宽松的环境，让其自由成长就可以了。这一点共识近来似乎起了变化，新教材文学作品比例太高，翻开人教社高中教科书试验修订本第三册，一口气竟是五十多首诗词！简直把基础教育的高二年级当成了大学中文系！其实，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比例就好。

我曾听到过一堂课外阅读指导课，那班上的学生，读过的文学作品之多，文学方面的知识之丰富，作文中语言的文学性，都让我惊叹。但是，他们提起读书，只谈文学名著。老师说，希望班上出“小作家”甚至将来出钱钟书。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也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只读文学名著却是片面的。这片面不是老师的事，而是课程标准的事。课程标准向文学的倾斜过分了一些，给学生开的书单也多是文学名著。咱们从事的是基础教育，咱们的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能力，还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将来成为多方面的人才。鲁迅先生也曾告诫文学青年，要多看看别的书。我想，没有钱伟长、钱三强和钱学森，咱们的航天飞机是上不了天的。一代人中出一个或几个钱钟书是大好事，假如一代人中出成千上万个钱钟书，那就不好说了。

再说说淡化语法的问题。现在强调在大量的阅读中掌握语言，这是对的。世界上是先有语言，后有语法。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文章，并不懂语法，屈原和曹雪芹也并不是凭着语法来掌握汉语的。但是语法是关于语言的规律，语法的产生是一个进步，懂一点语法对掌握语言有很大的帮助，这一些都是不可否认的。现在，语法淡化一些是对的，淡化到什么程度为好，值得注意。

“读得多了，写得多了，自然就行了”，这话不对。从屈原到曹雪芹，他们当年只有一门“语文课”，现在可不是如此。再说，“自然就行了”，还要我们教师干什么？

语文这门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说它是工具，现在讲人文了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它还是不是工具呢？当然是。而且回顾历史，正是凭借了语言文字这个工具，人类才产生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没有工具就没有人文。有人说叶圣陶吕叔湘怎么搞的，为什么当年没提出语文课的人文性。那么请再回顾一下历史，当年连人本身也是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啊什么的，还谈什么语文课的人文性！说这话的人一定是站在那儿说的，而且还不腰疼。苏步青先生曾经说过，他给研究生改论文，文字的订正多于数学。这是当年。再看如今，情况依然。当今书报杂志电视屏幕上的语病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如真不提工具，再过若干年，什么人文都没了。说刻薄一点，猿从树上下来，逐步学会使用工具，这才有了人，然后才有了人文。讲人文不讲工具，那是忘本 。

现在语文教材多样化了，有的教材却规定学生课外应当读哪些文学名著， 哪一年级读哪几部，似乎挺人文的。我看，他们这样做限制了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从而限制了人的个性发展，是最不人文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有“推荐书目”，据说高中的课程标准有“指定书目”。一词之差，我以为“推荐”比“指定”好。回想我自己，我读过鲁迅的全部杂文，读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图书馆里能找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所有惊险小说，十分认真地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得最多的杂志是当年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大众》。我没有原原本本读过“四大名著”，只读过一些片断或由它们改编的连环画；当代名人余秋雨的著作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我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缺憾。我想起了农村里散养的鸡和现代化养鸡场里的鸡。农村里散养的鸡以自己找食吃为主，有时主人也“推荐”一些什么给它们吃，结果只只长得很矫健。现代化养鸡场里的鸡呢，从“指定”的鸡蛋里头孵化出来，从小到大吃的是“指定”的饲料，结果只只长成完全一致的模样，没有毛病也说不上矫健，人们还认为它们营养不如“草鸡”。我很庆幸当年没有谁来为我“指定”书目，因此我成了我自己，而没有成为“千鸡一面”中的一只。“推荐”而不“指定”，体现了“导而勿牵”的教育原则。

三、关于阅读教学　

叶老说：

“要把作者的思路摸清楚，先要看一句跟一句怎样联系，再来看段，一段跟一段怎样联系，一段一段清楚了，全篇文章也就清楚了。”

 “思路从什么地方出发，怎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达到这条路的终点，都要踏踏实实摸清楚。”

“能够引导学生把一篇文章的思路摸清楚，就是最好的语文老师。”

这也就是叶老所说的“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要分析。语文阅读前些年重视理解，重视分析，现在提倡整体感悟，提倡综合，都有道理。但是有人说，只要课堂上一分析就不是成功的课了。这不对。只讲分析，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行；光讲综合，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怕也不行。分析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最常用的方法，即一部分一部分或一方面一方面的去认识。地理学科认识地球，总得一个一个洲地去研究，还得从自然、人类的活动、经济呀政治呀等各个方面去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生物学科认识人体，也得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一样样地来。语文有篇传统教材叫做《核舟记》，描写一个用桃核雕琢成的船，作者引导读者从船舱开始，船头、船尾、船背一样样地欣赏，最后形成共识，“技亦灵怪矣哉”。这叫做先分析后综合，最后得到一个比较深入比较完整的认识。人们感觉到的东西往往不能立刻理解它，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囫囵吞枣怎么能知道真滋味？说句笑话，找对象一见钟情好比整体感悟；谈恋爱，研究一下对方的个性、工作、家境等等，这是分析、理解。前者也有成功的，后者却更可靠些。

叶老说：“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新的课程标准重视过程目标，如今我们重温当年叶老对一讲到底的批评，真是分外亲切：

“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149页）“我想，这里头或许有个前提在，就是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东西那么便当，我交给你了，你收到了，东西就在你手里了。语文教学乃至其他功课的教学，果真是这么一回事吗？”（151页）

新的课程标准主张自主、探究，叶老当年就认为,学生的学习不应当是被动的而应当是主动的,“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152页）最后达到“不需要教”。　　　  

语文课上的探究讨论以什么为主？叶老明确，以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为主。以内容为主不是什么新发明，是读四书五经的年代传下来的，那不是改革，而是复古。这种倾向值得注意。　

四、关于写作教学　叶老主张用“大白话”，现在有的老师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这还是因为脑子里头“基础工具”的观念不够明确。改作文，叶老主张，对学生的作文只给点评论和指点，让他自己去考虑如何修改。现在我们极少做到，还需要好好努力。　

新课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几个专家拍脑袋拍出来的。它只能来自千百万人的实践。没有继承，谈何改革？

我们千万不要一提改革，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的新的认识往往是对原来认识的否定，但又不是全盘的否定；在纠正一种偏向的同时，要防止产生另一种偏向。当然，矫枉过正是难免的，但是人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情况。一位老前辈说，革命和建设都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像飞机那样，左一下，右一下，从甲地前进到乙地。我想，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值得注意，一它是认准了目标不断前进的；二是那偏左偏右的幅度越小越好，当然更不能南辕北辙。咱们一定要改革，可改革不是理发师剪小分头，今天三七开，明天改成七三开；也不是扭秧歌，动作幅度很大，步子迈得很开，有声有色，热闹来劲，实际上进几步又退几步，并没有真的前进。我一直主张，医药技术和教育的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整错了人还可以平反，错砍了森林还可以补栽，围湖造田错了还可以退田还湖，改了鱼塘的则可以退渔还湖；假如医药技术和教育出了毛病，会毁了人家一辈子，那是多大的罪过。从整体上说，素质教育和新课改并不错；但是我们头脑要清醒一些，措施要谨慎一些，这样就可以少付一些代价，快一些实现美好的愿望。这是孩子们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吕叔湘先生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里面说：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借阅读这本集子的机会来对照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有许多现在还常常有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圣陶先生多年前已经遇到，并且提出了他的看法。  

原则是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