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

1948年上半年，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已处在和国民党决战的前夜，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都把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已胜利完成“钳制大量敌军不敢东调”的任务，于4月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一年来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合，原在山西临县双塔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也在叶剑英、杨尚昆的率领下到达。

    5月1日，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将结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5月9日正式通知各地），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尚在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毛泽东（因准备到苏联会晤斯大林而暂留城南庄），亲自起草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也称“五一”号召）。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受到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同时，毛泽东还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信中还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并把代为草拟的三党联合声明连同此信一起托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潘汉年交李、沈二先生。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并点名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艰苦斗争中的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常委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欢聚一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无不感慨万千。

    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标志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7月4日，蒋介石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案》（即《全国总动员方案》）中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共匪”，声称共产党“实已自绝于国人……自非于政党之林”，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与此同时，大肆迫害民主党派。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

    成立于1940年1月的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称“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曾被称作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政党。在此情况下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活动或移居香港，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成立于1946年4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立于1945年10月）在共同组成民革的同时，仍作为两个组织继续存在。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在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的同时，将所有会员分成10余个小组，分别用“核建、扩建、青建、英建、建建、包建、寰建、康建、纪建、修建”等代号进行活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抵港。不久，民进总部也移至香港，并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而多数成员仍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9月1日，先为第三党；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在上海改为现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出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后，即于七、八月间连续向各地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第一、二号《政治通告》和《组织通告》，指示全党在严重时刻永远站在人民的前面，坚持斗争。11月底，章伯钧等负责人秘密前往香港，随后中央机关也迁至香港，一部分负责人留沪设办事处，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公开揭露美蒋勾结的反动性，指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推行独裁内战政策是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宣布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政治的真正民主化奋斗到底。

    总部设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1944年底在重庆成立；1945年9月3日改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4日成立九三学社）也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11月12日，由曾经领导台湾“二•二八”起义的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香港召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成立大会，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

    1948年，中共提出“五一”号召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各民主党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只能依靠中共的领导来建立，它符合各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意愿。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随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号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民建中央当时在国统区的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5月14日，盛康年携带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上海，向二人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对待中共“五一”号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民建中央即于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负责同在港的中共人员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系，并向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号召之态度。

    5月24日，民进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

    6月9日，致公党也发表宣言，完全同意中共的“五一”号召，愿“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

    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途径”，也是民盟“一贯的奋斗方针”。

    16日，农工党发表宣言；25日，民革也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已加入民革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还以本组织名义分别发表宣言，响应号召。

    九三学社因其总部在北平，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当时不能发表公开声明，因此到北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26日才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还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澄清糊涂认识，草拟各种方案，并大造舆论。

为了指导和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联合成立了“民主运动小组”，要求国内本党的地下组织积极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斗争。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泛的统一战线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各方面对“五一”号召的反映。1948年8月1日，毛主席复电李济深等人，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诚恳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党中央并指示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上海局、华北局等做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组织接待工作。为适应形势需要，9月26日，党中央又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即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

    为参加中共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分别从南北两条线进入解放区。

    北线，主要是平、津、沪的民主人士，他们大多经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平教会的交通站，然后到泊镇办事处，再到达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也有一部分从上海、香港来的经山东解放区再转赴李家庄。先后到达李家庄的、当时被称作“特客”的民主人士有二十多人：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以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于9月底到达；1949年1月中旬到达的有雷洁琼、严景耀、胡愈之、楚图南、沈慈九、费孝通、翦伯赞、王蕴如、田汉、张东荪、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其中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我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西郊八大处出发，由8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乘大卡车到达的，在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到李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并向他们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20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尔后，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报告会，由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民主斗争等，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

    南线，是把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东北解放区。最初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后决定改走香港至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到东北解放区。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工委的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负责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名单，计77人，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张澜、郭沫若等。同时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后来曾在西柏坡建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的和平解放，致使政协会议在北平举行）。

    为了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地接送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钱之光和香港工委的同志们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将他们分批送出香港。先后共分四批：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4人，由章汉夫陪同，9月13日乘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由香港启程，经朝鲜罗津湾转乘火车于29日抵达哈尔滨，受到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的欢迎。第二批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偕子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12月27日在沈阳病逝）、宦乡等，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于10月底搭乘一艘挪威货轮，经大连于12月6日抵达沈阳。途中，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开会庆祝。12月19日沈钧儒等人到达沈阳与他们汇合。第三批人数最多，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孙起孟、洪深、施复亮、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等，由李嘉仁陪同，于12月26日乘租用的苏联“阿尔丹”号轮船，经大连于1949年1月10日抵达沈阳。由于李济深声望高，目标大，为了避敌人耳目，安排他在圣诞节晚上参加邓文钊举办的晚宴时，带酒菜佯作泛舟游览，悄悄登上苏联轮船，离港而去。第四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儿子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等，于1949年3月14日离港经天津，于3月25日到达已解放了的北平。

    此外，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是经过其他路线或海外进入解放区的。如朱学范是1947年底从香港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后，由法国辗转英国伦敦，在苏联总工会帮助下经莫斯科，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冯玉祥、杨杰二位将军在赴解放区途中不幸遇难。旅居美国的冯玉祥，获悉筹备新政协后，在苏联大使馆的帮助下，于1948年7月底乘船回国，由于搭乘的苏联“胜利”号客轮，在9月1日途经黑海时起火失事不幸罹难。杨杰于9月19日从昆明北上途中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上海的张澜，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与罗隆基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拘禁，后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营救幸免于难，并在6月24日和史良、罗隆基、郭春涛、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达北平。致公党元老、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新政协。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乘专列离沪北上，于28日安抵北平。

齐聚北平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2月1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金城、申伯纯、周子健等前往北平安排接待工作。10日，原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25日，先后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35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下，乘“解放”号专列抵达北平。同日，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张国藩、刘持钧等14人也乘车抵平。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大会由北平市市长、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主持，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热烈欢迎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刚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也应邀参加。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于25日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齐集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到来。在雄伟的阅兵式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同民主人士、工人、农民和青年代表一起拍了一张象征团结、胜利的照片。

    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在确定的参会的45个单位、总计662名代表中，有各民主党派12个、正式代表116名、候补代表19名，分别是民革（正式、候补代表16、2，下同）、民盟（16、2）、民建（12、2）、民进（8、1）、中国人民救国会（10、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0、2）、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8、1）、农工党（10、2）、致公党（6、1）、九三学社（5、1）、台盟（5、1）、无党派民主人士（10、2）。在当选的180人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民主人士有36名。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马叙伦等12人被选为政协常委，并且李济深、张澜和宋庆龄还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总共56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28人，占了一半。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2人：黄炎培、郭沫若；在政务院21名委员中有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位负责人中有民主人士42人。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沈钧儒（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楚图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等。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就职。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历程。

     （本文录自《文史精华》1999年第 9 期）